一代国手,古书郎中——我的爷爷张士达

更新日期:2018-06-11 12:00:23|责任编辑:远东头条|编辑:善本古籍|点击:8621次|所属栏目:恋爱
导读: 张士达(1902-1993):建国以来北京图书馆(现国家图书馆)第一代古籍修复专家,被誉为近现代古籍修复“一代国手”。 我的爷爷张士达,字俊杰,1902年生人。小时候,我只知道爷爷曾是一名老北京的“古书郎中”。具体什么意思,我并不太懂;然而他常说的话…

张士达(1902-1993):建国以来北京图书馆(现国家图书馆)第一代古籍修复专家,被誉为近现代古籍修复“一代国手”。

我的爷爷张士达,字俊杰,1902年生人。小时候,我只知道爷爷曾是一名老北京的“古书郎中”。具体什么意思,我并不太懂;然而他常说的话:“在手艺上要叫别人能想着你,而不要自己去说自己的技术如何如何……”这我是懂的,并且一直记着呢。

我最早的记事,是1980年的冬天。在南昌火车站的月台上,爸爸抱着两岁的我凑近车窗,年近八旬的爷爷伸出头,在我左右两边的脸蛋上各亲了一下,笑呵呵地向全家人挥手:“再见!”火车兴奋地一记长鸣,热烘烘的白烟里,似箭一般朝着北京驶去。

那次告别,家里人都没说原因,爷爷更不会说。两天一晚的颠簸之后,爷爷回到了阔别十几年的北京,回到了北京图书馆(现国家图书馆)。现在想来,虽是分别,也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吧。是的,爷爷终于又可以回到他一生钟爱的古籍之中了。

十六岁的时候,因为生计所迫,爷爷到北京琉璃厂肄雅堂古书店当了一名学徒。肄雅堂开设于清光绪年间,店主丁梦松。清末民初的时候,肄雅堂和肄文堂并称为京城装裱修复的两大金字招牌,经营范围除收售古旧书籍外,以装裱修复碑帖、书籍、字画最为著名。爷爷在肄雅堂古书店学徒三年,除了白天忙于店里迎来送往之外,晚上还时常和丁梦松师傅的孙子一起整夜整晚地抄写书目。他天资聪颖、心细如发,对书籍的版本类型、收藏流向、残页缺字……都记得“门儿清”。听人说,这让他在选购古旧书籍时具备了“慧眼识珠”的本领。

古旧书籍经选购进店后,大多有不同程度的破损,甚至支离破碎。有的经过火烧,早已焦脆不堪,触手即破;有的在抢救时被水浇湿,更是虫蛀糟朽,个别书页已完全粘在一起,形同一个个“书饼子”。为了给古书还原一个好的品相,以增加市值,修补破损古籍也是古旧书业的一项特殊技艺。在丁梦松师傅这里,爷爷不仅学会了各种书籍的装订,同时还要如郎中一般,对各种类型破损书籍进行“瞧病”和“诊治”。三年满徒后,丁师傅看重爷爷为人厚道,对书目熟稔,加之手艺精巧,自然舍不得他离开,于是又雇用了四年。期满后,丁师傅便帮助爷爷在海王村公园内独立开设了“群玉斋”书店。

从肄雅堂到群玉斋,爷爷的古籍修复技艺逐步在业界得到认可。著名版本目录学家、藏书家孙殿起在其所著的《琉璃厂小志》一书中多次提到张士达,称其为“颇通目录学,并善装订古书。”与古书为伴,已从他的谋生之计转变为他的一生所好。

光顾群玉斋的,有近代许多文化名人与学者,鲁迅先生便是其中一位。在《鲁迅日记》中,记载了很多先生到琉璃厂、厂甸等地淘书的经历。鲁迅先生毕生购置、收藏古籍近万册,更把所购之书,编成书账附在每年所记日记之后。除收藏古籍之外,先生还有一个爱好,就是亲自修补、装帧古籍并制作书套。由于这个爱好,便在琉璃厂与爷爷相识了,不但向他请教修书事宜,而且还请他为其修书。这些经历,在先生的日记中均有记载。

除了鲁迅先生,郭沫若、郑振铎、冯友兰、李一氓、周叔弢等众多文化名流和学者,在我看来是书本中的人物,原来都是爷爷的座上宾,是向爷爷讨教修书秘籍的老客户、老朋友。

“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。”这也是爷爷很惬意的一段时光吧!

民国时期,琉璃厂的古籍书店最兴盛时有200多家。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先生经常在此访书、购书,对爷爷的古籍鉴定水平非常认可,对他的修书技艺尤为欣赏。“一代国手”的称谓,便是赵先生给起的,之后更是享誉京华。

当年,京师图书馆(北京图书馆的前身)设有装修组,专门做书籍装订与修复工作,延续到解放后,馆内还有五位师傅从事这项工作,每位都技术精湛。新中国成立后,为充实人才储备,北京图书馆从民间遍寻精通典籍的能手。1956年,借公私合营之际,爷爷也成了北京图书馆里的一员,引荐人正是时任古籍部主任的赵万里先生。紧接着,又被赵先生推荐为北京市宣武区政协委员。

在北京图书馆的这些年,爷爷一边从事修复装订善本书籍的工作,参与了国宝级文物《赵城金藏》的大型修复工程。据说当年北图的宋、元版本的修复和装订工作,都由赵万里先生指名让爷爷做;现存南京图书馆“镇馆之宝”之一的宋刻本《蟠室老人文集》,也是赵先生于南京寻访而来,带入北图让爷爷修缮,并亲手题写“一九五九年张士达装”的字样,由爷爷黏贴在书的内页后,再完璧归赵。典籍上留下修复师大名的,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例。同时,爷爷还担任了几届国家古籍修复培训班的教员,如今古稀之年的师有宽、潘美娣、赵嘉福老师(以上三位皆为当今古籍修复技艺国家级传习师),都是爷爷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亲传弟子。

成为“公家人”之后,群玉斋的老朋友们还常来馆里看爷爷,但是爷爷立了条新规矩:无论交情深浅、报酬高低,老朋友的私活一概拒绝。他说,一旦接私活,就说不清楚,是不是占用了公家的时间,用了公家的材料……即便是收入少点,也要一清二白,心里踏实。

邻居们回忆说,爷爷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,招呼一声“上班去啰!”从宣武门的家到北海文津楼,一路铃声飞扬。

1969年冬天,爷爷和奶奶被下放到了江西,带着高中快毕业的妈妈。1978年,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,我出生在南昌。爷爷一直遗憾没有儿子,外孙辈里没人随他的姓。爸爸理解老人的心事,让我这个独生女随了母姓。所以从坠地开始,我便直喊“爷爷、奶奶”,从未喊过“姥爷、姥姥”,爷爷因此把我当嫡亲的孙女,抱着膝上“张粤”“张粤”唤个不停。

1980年,“文革”后的北京图书馆古籍修复人才凋零,青黄不接。为此,当年北图的一些有识之士几经周折,联系上已经退休在赣休养的爷爷,想请他回馆继续培养青年人才。接到信后,爷爷欣然应允,他说:“修补破书是我最喜欢做的事,我修复古籍时,身心感到非常愉悦。如果离开古籍修复这个行当,身体也就不振作了。我若能为国家多修几本好书,使古老文化继续传承下去,才是最幸福的。”于是,爷爷带着满心希冀北上了。那一年,爷爷已经78岁。“怜君身似江南燕,又逐冬风望北飞。”说的大概就是这情形吧。

然而,因为年岁已大,又经不住奶奶念叨,两年后,爷爷不得不回到了南昌。同爷爷一起回来的,还有三位年轻的哥哥,北京图书馆的朱振彬、刘建明、刘峰。他们都是爷爷这次回北京收的入室弟子,师徒四人在一间屋子里同吃同住同修了两年。后来,北京图书馆考虑到爷爷不便,又将尚未结业的培训班移师到江西省图书馆来续完最后的一年。爷爷奶奶心疼三位北京来的哥哥,每逢星期日,便招呼他们到家里来吃饭,变着花样蒸馒头、包子,包饺子,烙馅饼,擀面条。

30多年过去了,三位哥哥已从当年的年轻小伙子变成沉稳持重的行业专家,成为了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的领军人物。今年我们见面,他们还笑着说:“你那时才这么点高,看见我们来了就躲小屋里。”我说:“奶奶说,人家又不是老虎,你怕什么?”朱哥哥说:“巧的很,师傅属虎,我们仨比师傅整整小一甲子,也都属虎。”

爷爷在这最后一年的教学里,又收了从南京慕名而来的邱晓刚、杨来京和江西省图书馆的温柏秀等几位弟子。每天上午,他们轮流到家里来接爷爷上班,下午抢着送爷爷回家,为的是路上能听爷爷聊老掌故。那时我们家住在松柏巷,江西省图在百花洲,来回几公里。一路上,爷爷精神抖擞:“松柏长青!百花盛开!好地方呀!”

1983年,培训班结业后,爷爷彻底退休了,他愈发沉静,从不提古书的事,偶尔打打太极拳,更多时候是闭目养神,哼哼京剧。但职业病偶尔还是会犯,出门时有意无意会拣点发黄旧纸带回家;生活上依旧一丝不苟,有一次买完东西回家,发现店员多找了几角钱,急得饭也不吃,立即给人送回去。可惜年纪大了学不会南昌话,所以也基本没有新朋友。偶尔北京图书馆会来信来物,我们便大声念给他听,他开心地点着头。我想,这大概就是他晚年生命中的节日吧。就这样,我们朝夕相处了十年。

1993年元宵刚过,爷爷静静地走了。那是正月十六,我们最后的一次团圆。我在床边握着他带有余温的手,见他嘴合不拢,似有遗言未尽。

作者张粤,1978年生,张士达先生外孙女,因随其姓张,而一直以爷孙相称。北京大学艺术硕士,现为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副秘书长。

时光荏苒,25年过去了,我们全家南迁深圳,我也从一名传媒人起步,逐渐成长为一名非遗保护领域的专业人员。借助报纸、网络等媒体,我一直密切关注着古籍保护的相关信息。令人欣喜的是,自2007年文化部推出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”以来,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,对纸质文献的保护空前重视。有关爷爷的这些老故事,我也从他诸多弟子的访谈报道中逐渐得以丰满起来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爷爷的“关门弟子”——南京大学邱晓刚老师那里,留存着厚厚一沓爷爷的亲笔信,信中思维清晰,言语殷切,满满是对修复革新方法的孜孜以求。

我这才知道,业内尊他为“国手”,不仅因为他对传统的技艺掌握得炉火纯青,更可贵的是他对前人的装帧方式和修复技艺一直在进行改革创新。比如像“蝴蝶装金镶玉”的装帧法,便是他在几十年的摸索中改良而来的;直到完全退休后,他在睡不着的时候常常苦思冥想,想的是如何将国外的纸浆修复技术成功“本土化”;他一生最大的心病,还是担心一辈子的经验和技艺不能传下来。有封信结尾处写道:“我已八十三岁,倘若火焚,方法难传。”我回忆着爷爷晚年沉默的脸,倏然领悟了他“与时间赛跑”的忘我一生。

人说:念念不忘,必有回响。今年烟花三月,一封大红请柬将我请到了六朝古都南京,在位于鼓楼边的南京大学图书馆内,会议室上挂红色横幅“江苏省古籍修复高级研习班暨张士达先生古籍修复技术研讨会”,在邱晓刚老师的主导下,爷爷的师门得以最齐整的一次团聚,老、中、青三代“古书郎中”济济一堂,平日里沉默是金的师友们纷纷开言,分享起他们为古籍“续命”的几十年:泰斗级的专家师有宽、潘美娣早已桃李满天下,依然工作在修复第一线;国图的中流砥柱朱振彬、刘建明、刘峰“三位哥哥”是全国技术能手,皇家藏书《天禄琳琅》修复工程正如火如荼;南大的邱晓刚老师用十几年的时间,将爷爷的遗愿“手工纸浆修复法”成功申请了国家专利,目前在学校的专业教学中推广实践……谈笑间,我仿佛听见了老宅深巷中的纸笔摩挲声,透过窗棂入耳的锤书之声,闻见了隔门飘出的浆糊香……

大音希声,大象无形。昔日的“一代国手”“群玉山房”均已是典藏的记忆,真正的永恒,在心头、在指尖依然缭绕。伴着“补天之手,贯虱之睛,灵慧虚和,心细如发”的十六字歌咏,中华大地上古籍中的文字逐渐鲜活起来。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“张士达”三字已成为一种文化介质而存在,爷爷携着“匠心精神、君子品格”踏着东风含笑归来。

作者/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副秘书长张粤

来源:光明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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